既然最低评标价法在运用当中有如此多的不完善，但为什么它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还能被工程界广泛采用呢？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责任权利分离
由于产权关系不明晰，在国家投资工程中，项目业主或开发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利益的代表，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资人，其行为与自身利益并不完全挂钩，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享受的公众权利也不对称。同时，项目业主或开发商并未经过职业经理人专业训练，缺乏信托责任的结果必然导致其在面对可能涉及切身利益的争议时选择沉默。因为削弱其权利并不危害其利益。何况工程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签订合同水平低，追究违约责任成本高、效果令人担忧等客观因素作挡箭牌，体制内的人是不会为了主张一个莫须有的权利而轻举妄动的。为此，大家的出发点更加趋于功利，将解决个案作为办事的终极追求。对于体制深处的问题，大家都心照不宣，不愿触及。
信托责任缺失
再看看工程承包商和监理单位。缺乏独立人格、缺少职业素养的监理已为世人广泛诟病。最为有趣的是，因为责任失落而被严重质疑后，监理反倒因为可以成为“替罪羊”而不可或缺。关于承包商，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的结论是“只知道赚钱、不了解世界，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自己的，不清楚自己的弱点”。看看三聚氰胺、假疫苗、潲水油、六价铬、化工桶、原油泄漏等事件后监管部门的缺位失语，或者可以从侧面了解目前承包商的工作重点。业主呢？明知最低评标价法在推行过程中存在问题，但凡遇工程采购，都愿意往上面靠。或者，这就是问题的集中反映——谁都想推卸责任，谁都“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也就不难理解从众性逃避大行其道的深层次原因了。
诚信体系缺失
诚信与合作博弈是价格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条件。根据经济学解释，市场主体是否坚守诚信底线，取决于守信的机会成本与失信机会成本的比较。
由于缺乏对诚实劳动的制度性激励，导致守信成本居高不下。在责权分离、信托责任缺失的诱导下，利益让多数从业者选择失信。小康研究中心关于企业诚信与经济利益关系问题的调查显示，78.36％的受访者认为不讲诚信仍然能获得大量利益，6.54％的人认为两者关系已经脱节。对当前中国社会整体诚信环境，不满意的比例近四成，比“满意”多8个百分点。超过五成半的受访者“经常会陷入到对周围不信任的诚信恐慌中”。
跟进体制缺位
管理通常分为四个阶段，即：制定制度、组织实施、检查总结和持续改进。目前，招标并未纳入建设全过程考核，缺乏制度后评估等考核改进机制。招标和反腐之间的必然联系使主管部门演化为道德的规范者而置身事外。因为考核权威缺位，跟进机制无法落实，导致责任演变成权力，最低评标价法最终沦为“猫的爪子”。
综上所述，最低评标价法推出之初，较好地解决了资金节约问题，遏制了腐败的高发事态。招标择优方面，造价仅是选择中标人的参考因素之一，单纯以投标价最优确定中标候选人的做法饱受争议。
与此同时，投资管理权责分离、参与建设者责任缺失、诚信体系不完善、跟进机制缺位，是非失范造就了逆向选择，利益相关导致了畸形平衡，集体失语导致从众性逃避大行其道。随着质量安全、低价中标高价结算、围标串标等问题的逐渐暴露，最低评标价法面临严峻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