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1日，是国家大型客机重大专项和承担这一重大专项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中国商飞公司)正式落户上海五周年的日子。五年来，项目和投身项目的人们走过了怎样的历程?经历了哪些艰辛?又有怎样不未人知的酸甜苦辣?我们寻访了其中的一些人，听他们讲述了一些既属于他们、也属于我们的故事。
2008年11月28日 被珍藏的集体记忆
讲述人：罗荣怀(中国商飞公司副总经理、ARJ21-700飞机项目总指挥)
赵鹏(ARJ21-700飞机首飞首席试飞员)
罗荣怀：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凌晨五点三十分醒来的。六点半下楼时妻子特意给我穿上我原在成都的同事特意捎来的一件红色棉衣。同事说，成都是歼十飞机的故乡，穿上它，首飞一定成功。
来到试飞组。此时已是七点十分左右，我一下车，这里已经十分繁忙了。喷了漆的101飞机，神气十足地立在停机坪，很多人都在她的身边紧张地忙碌着。
中午十二点。天气晴朗如镜，空气中尽管有凝重，但也弥漫着融融的暧意，可以体会江南秋高气爽的情景。仪式按计划进行。之后我签发了放飞书;张庆伟董事长签发并下达了首飞令。这时我告诉汤连刚：首飞!时间指向十二点二十三分。后来试飞机组告诉我，他们本想二十一分起飞，因为飞机名叫ARJ21。
首飞指令下达的同时，飞机传来一阵轰鸣声，在现场的人们一下子静了下来。飞机像一只待飞的雏鹰，轰鸣声里听得到那种跃跃欲试的亢奋，也隐隐约约有一点不安，那是长时间等待的兴奋。飞机开始滑动、加速、拾起前轮、迎着风呼啸着欢快地飞了起来，奋力冲上蓝色的天空!一千多双眼睛前一秒还跟着飞机的身影移动，这时现场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那声音一直跟着飞机的身影远去。有些人开始拥抱庆祝。
一小时零一分钟后，飞机从天的尽头，像一位天使平缓地向我们飞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稳稳地落在跑道的中央，两只起落架主轮带起一缕青烟，卷起一个俏皮的烟圈。人们象炸了锅的沸水，再也止不住情绪，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与狂欢。
此时此刻，有一样东西从我的两眼里忽地一下涌出，我知道这是泪水，我强忍着不让自己出声。同事们、来宾们互相拥抱道贺，我和庆伟董事长拥抱互贺。我知道还要去迎机组，我找到陈勇。陈勇看到我赶忙过来，我俩相拥而泣，泣不成声。后来有张照片，我与陈勇熊抱而泣，我是一个背影，我俩零乱的头发，我穿着一件大红的外套。
之后每年的11月28日，我们很多人都会在这天里或聚、或发短信问候。
赵鹏：
一早乘车去机场的路上大家都发现这是个一碧如洗的大晴天，这个秋日的早晨一扫长江中下游港口城市往日惯常的阴霾，清澈的连一丝云都难以找到。车行在南北高架上，目视浦东沿岸标志性建筑群仿佛近在咫尺，能见度至少10公里。
12点23分。“970L可以起飞!”无线电里传来汤连刚司令坚定的声音。
松刹车，加油门到起飞推力。飞机在不到40秒的时间内迅速增速到抬前轮速度，我稍一带杆飞机似乎一跃就跳到了空中。控制稳爬升姿态后，我迅速比对了主速度表和备用仪表上的速度显示，一致!随后又将机上显示的地速和赵生手中的GPS地速进行比对，一致!小幅度操纵飞机的升降舵、副翼和方向舵，飞机的俯仰、横滚和偏航响应正常!扫视发动机各主要参数，一切正常!
当飞机以500米高度通过机场上空时，我分明看到了停机坪上攒动的人群和鲜艳飘扬的旗帜。
飞机对正跑道徐徐下降，驾驶舱内异常安静，50英尺，30，20，10，接地……2008年11月28日13点24分，飞机轻巧、优雅、平稳地落在跑道上。
减速板如约伸展打开，我柔和地踩下刹车，飞机滑跑的速度很快减了下来。这时，我扶着油门的右手被陈明“啪”的一声紧紧握住，我以为自己有什么操纵不当，一脸错愕地转过头注视他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平日寡言的兄弟满脸的泪水，我刹那间醒悟：首飞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嗓子一紧，泪水随即奔涌而出。
2.5g极限载荷试验 成长总在风雨后
讲述人：陈勇(ARJ21-700飞机总设计师)
陈勇：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09年12月1日。
在西安阎良， ARJ21-700飞机01架静力试验机进行稳定俯仰2.5g极限载荷试验 (以下简称2.5g试验)过程中，当载荷施加到87%极限载荷时，由于龙骨梁后延伸段结构破坏，结构无法继续承载，试验被迫中止。
ARJ21-700飞机全机静力试验是国内首次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 (CAAC)和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要求进行的适航验证试验，是型号取证的重要一环。 2.5g试验是ARJ21-700飞机全机静力试验中最严酷、最关键的一项，是FAA重点目击的试验项目。试验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项目的成败。
此时，质疑的声音高了起来，质疑我们的能力，甚至质疑ARJ21-700飞机的命运。我们年轻的团队面临巨大的压力。在一次总结会上，有些年轻的设计人员禁不住失声痛哭。
严峻的形势面前，各级领导给予我们的是宽容、信任和鼓励。试验的第二天，时任公司董事长张庆伟同中航工业集团林左鸣总经理等领导来到了试验现场。他们坚定地告诉每一位在一线的研制人员：没有什么跨越不了的困难，必须科学分析原因，尽快扫除这只试飞取证的 “拦路虎”。面对一度落寞的情绪和士气，公司时任总经理金壮龙专门赶到西安阎良请大家吃饭，为大家打气： “困难一定是有的，挫折也是难免的，一定要树立信心，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项目总指挥罗荣怀副总经理更是把办公地点放到了西安阎良外场试验一线。
为尽快恢复试验，项目 “两总”系统调集力量，摒弃杂念，广泛调集国内外技术资源，理清了技术思路，集中精力，开展了七个多月的艰苦攻关。
我们首次用对比试验结合应变分析的方法完成了高载修理后试验机结构符合性验证工作，有力地证明了经过高载试验修复后的试验机，结构传力仍然符合飞机取证构型，可用于静力试验验证，避免了重新生产一架静力试验机造成的进度和成本的损失。
科研团队经过反复试验论证，突破性地形成了反配重扣重方法和机翼垂直弦平面加载等新应用技术。通过该技术，成功的确定了高应力部位的极限承载能力，未加强结构最终通过全机极限载荷试验的考核，降低了试验风险，节省了飞机重量。
为降低技术风险， 2.5g试验攻关的七个月内，组织了大、小技术评审会十五个。邀请国内航空界专家30人次，涉及各大主机所的结构、强度专家和专业总师，充分实现了举全国之力，集全国之智，联合行业力量共同开展技术攻关的思路，极大提高了攻关效率。
经过7个月的连续奋战和一系列的技术突破，ARJ21-700飞机最终在2010年6月28日，在FAA和CAAC适航代表的全程监控下，取得了极限载荷静力试验的成功!
ARJ21-700飞机2.5g静力试验的最终成功，不仅仅是在一个专业领域的技术突破，更是我国民机研制技术的一次系统性的突破，同样是一个技术创新、技术经验、重大项目管理经验不断探索和积累的过程，这些都在后续的强度试验和其他专业试验试飞项目中将得到充分应用，也可以用于C919项目的研制。
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锻炼了设计技术团队、试验技术团队、项目管理团队，极大地提升了队伍的勇气和自信，使我们的队伍从挫折中走向勇敢，从忐忑中走向自信!
C919大型客机论证 举国奋战蓝天梦
讲述人：杨超(大型客机联合工程队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吴光辉(中国商飞公司副总经理、C919大型客机总设计师)
杨超：
2008年6月底，刚刚成立的中国商飞公司召集全国相关单位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大型客机联合工程队，进行大客方案的前期论证工作，并要求各参研单位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组织骨干力量，到上海进行集中工作。 2008年7月3日，中国商飞公司联合国内47家航空科研院所和企业的468名专家正式组成大型客机项目联合工程队，在上海联合攻关，计划用半年时间完成大型客机可行性论证工作。
联合工程队的工作模式，使北航的老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也为工程队各单位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2008年12月24日，中国商飞在上海隆重召开大型客机联合工程队总结大会，历时半年，联合工程队完成了大型客机可行性论证工作，并拿出了总体设计方案。中国商飞充分肯定了北航的工作。
联合工程队为期六个月的工作虽然结束了，但北航老师参与大型客机项目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了个头。一期关键技术的立项研究随后启动，北航教师参与了共计40多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工作。
举全国之力、汇全国之智。大型客机联合工程队开创了我国飞机型号研制模式的先河，也为北航发挥其在航空专业院校中的领先优势，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到我国大型客机的研制之中去，提供了重要途径。造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曾经是多少代中国航空人的愿望，现在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国家意志，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北航人还是中国航空人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会做出更加卓越的成绩。
吴光辉：
2008年，我作为大型客机总设计师，组织带领工程团队开展了C919总体技术方案论证工作。 7月开始，公司按照“举全国之力，聚全国之智”的原则，组织了以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现更名为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为核心，全国13个省市，包括航空、航天、电子、冶金材料等行业和部门以及高等院校等47家单位468位专家组成的联合工程队，在张彦仲院士为组长的20名院士和专家组成的咨询组的指导帮助下，集智攻关，开展联合论证工作。
通过联合论证工作，我们完成了飞机初步总体技术方案。大型客机联合工程队为期半年的论证工作，人员之多、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国家重大项目论证和中国民机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创新，打破地方、行业、单位、地区和部门的界限，优化整合各类科技资源和人才资源，充分展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大大丰富航空报国精神的内涵。
2009年开始，我们组织开展了联合概念定义(JCDP)工作，12月，飞机基本总体技术方案通过了工信部组织的评审，项目正式转入初步设计阶段。
2011年12月7日至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上海组织召开了C919大型客机项目初步设计评审暨转阶段会议。12月9日，评审专家委员会宣布评审结论，一致认为中国商飞公司开展的C919大型客机项目初步设计阶段研制工作完整、有效，飞机总体技术方案合理可行，可以进入详细设计阶段。
2012年以来，C919项目“两总”系统全力组织开展工程发展阶段各项工作。目前，C919飞机落实了380架启动订单;确定了机体结构、系统、原材料、标准件各类供应商，关键技术攻关、材料研制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机体结构生产数据完成发放，详细设计工作加快推进，零组件制造全面铺开，试飞工程、客户服务准备加快实施。公司干部职工正众志成城、攻坚克难，高目标引领、高标准研制、高效率推进C919大型客机研制，向着首飞目标全速前进。
五湖四海聚人才 “回家，为中国人自己的梦想”
讲述人：任和(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客户服务公司副总工程师)
燕 桦(中国商飞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
任和：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四周群山环绕，头顶只有一小片蓝天。因此非常羡慕空中的小鸟，能够自由翱翔，能够自由观看山里山外的景象。十四岁那年，我用木头削了两个机翼，在玩具电机上安上自制的螺旋桨，组装了一架飞机。可怎么折腾也飞不上蓝天，心中充满疑惑。上高中时，我参加了校航模队，把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技术作为我人生的梦想。
走出国门，来到澳大利亚从事博士后航空科学研究，先后参加好几个军用飞机的研制，最后参与了空客A380民用客机的研制，投入到全寿命周期的产品支援项目当中。在异国他乡，辗转多个国家和城市，在外国工作和生活了十几年。最后在皇家理工大学航空学院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和我的洋人学生们讲述着我自己的 “中国大飞机”梦想。
2008年我从网站上看到，国家把发展大飞机项目列为2006年至2020年间16个重特大技术专项之一，列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富国强民的项目，我感到非常激动和振奋。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大飞机了!祖国的民用航空工业的春天就要来到了!中央决定要 “举全国之力，聚全球之智”来研发大飞机。中国航空人的大飞机梦想和航空情结就要实现了!
决定做出后，我立即辞掉在大学的终身职位，卖掉房子，背起行囊，带着家人回到了祖国，加入到大飞机的研制当中。时至今日，我一家在上海工作和生活整整两年了。我感受到了祖国欣欣向荣和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欣欣向荣的祖国已经踏上了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
我庆幸我回来了。在中国伟大的历史变革洪流当中，我没有旁观，没有掉队。
燕桦：
2008年5月11日，中国商飞公司在上海成立，当时公司人员仅有3800人，按照项目研制和公司发展需要，三年内的项目管理、设计研发、总装制造、客户服务等主要方面的人才缺口高达几千人。于是公司采取了 “四个一批”的办法，快速组建公司人才队伍。一是择优选调一批，从全国选调技术和管理人才，快速组成公司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队伍。二是大胆使用一批，大胆使用中青年技术人才。三是重点培养一批，一方面加大从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北航等高校选聘优秀毕业生的力度，同时内部选拔青年骨干赴国外开展培训。四是海外引进一批。积极落实中央 “千人计划”，大力实施 “百人计划”，加快吸引凝聚一批海外高层次专家人才。
经过5年的努力，公司员工数量从组建时的3800多人增加到7700多人。其中，研发设计人才1600多名、型号预研人才150多名，副主任设计师以上技术骨干已有160多人;总装制造专业技术人才1300多人，技能人员2200多人;客户服务人才240多人。有30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中央 “千人计划”， 20人次入选国家外专局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 75人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公司选拔青年骨干赴南非试飞学院和美国国家试飞员学院开展长期培训，已培育试飞工程师32名，试飞员12名。
“上海人”的回家梦 “妈妈，欢迎你来家里玩”
讲述人：刘济美
刘济美：
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有一座小城，叫西安阎良，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航空城;在阎良航空城有四架正在试飞、两架正在试验的同一型客机，那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涡扇喷气客机，叫ARJ21新支线飞机;为这6架飞机，从2009年开始，航空城里常年工作生活着一群外地人，人们称他们“上海人”。
这群“上海人”中有“老上海人”，有“新上海人”，更多的还是“新新上海人”。
像中国商飞公司西安外场试验队保障中队负责人倪国民就绝对应算是“老上海人”。这位1965年就在上海开始从事飞机总装机械专业的高级技师，一辈子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民用飞机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一干就是40多年。他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象青年小伙子一样不分白天黑夜地奔忙着。几年来，连生日都不能回家过，甚至忘记过。过63周岁生日时正好赶上周末，试验队的年轻人偷偷为他筹办了一个小型生日聚会。但紧急任务一来，老倪哪里还顾得上，那天直到晚上九点， “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才在跟试跟飞现场响起。
跟65岁的倪师傅比，2004年研究生毕业来到上海参与ARJ21-700飞机研制的杨艳红应该是 “新上海人”了。作为ARJ21项目试飞现场办公室主任的她，文弱的肩膀着挑起的却是关于四架飞机、近300个试飞科目的试飞计划的制定重任。
在200多人的外场试验队里，更多的是像邬婷一样的年轻的“新新上海人”。她(他)们这几年才走出校门，来到上海、来到中国商飞。虽说单位在上海，但真正在上海的时间却没有几天，到公司报到后不久就相继来到阎良。大上海的花花月月她们还是陌生的，她们熟悉的是阎良浓厚的羊肉汤、肉夹馍气息。
五年的外场奋战，这些人们每天生活在事业的梦想和家的思念、挂念之间。倪国民远在美国夏威夷的女儿不放心父亲，跑到阎良来想动员父亲到夏威夷的家中安享晚年，最后还是一个人回去了。杨艳红刚来阎良时孩子是刚出生不久，现在儿子已经5岁上幼儿园了。 “出差”回上海，一家人难得小聚。临走，儿子挥动柔软的小手向母亲轻声告别：妈妈，欢迎你来家里玩!
